【策|人物】风暴中的晋官之变

“同志们，你连老百姓撒尿的问题都解决不好，老百姓还能尿你吗？”“一些无诚信的老板连面都不露，连人都叫不到跟前，是谁将你们惯成了这样？牛皮哄哄，目无政府。”这是8月30日，山西介休市委书记丁雪钦在履新1个多月时，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发言。这番火力全开的讲话“不同以往”的直白、务实，振聋发聩，刺激着每位与会者的神经。

（山西介休市委书记丁雪钦）

当众人瞩目这个公共事件时，丁雪钦——山西新晋官员的身份，具有符号性意义。曾几何时，“系统性、塌方式腐败”一度成为描述山西官场生态的开篇词；时至今日，山西上下官员励精图治，正在构建起一个新的官场生态。

选官之变

2014年8月，山西省先后有8名省部级高官落马，全国未有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空降入晋，担任山西省委书记，被赋予“救火”重任。

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）

山西发生的“系统性、塌方式腐败”，覆盖领域之广、涉案干部之众，超乎想象。而这之后，最大难题是如何选任官员填补空缺。

王儒林在2015年全国两会的山西团开放日里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在山西一个涉腐重灾区的市，为寻找县委书记的人选，省委组织部在该市与622人进行直接谈话，据此拟成名单。然而排第二位的官员，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被牵扯进去了。还有一位县长符合条件，毛遂自荐，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，面对组织谈话，拍胸脯、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有问题，推荐他的人也不在少数，结果一个月内也进去了。县委书记没当上，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了。

直面困难，山西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有上千名官员被调整。在这千名官员中，最关键的是主政地方的市县一把手。

山西省共有11个地级市，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，除了晋城、晋中、朔州外，其余8名市委书记均落马。截至2016年5月18日，8位市委书记方补缺完整。谁来接任，既是方向，也是信号。

本刊梳理这8位新任市委书记的履历，深刻感受到山西官场正发生着选官之变。

在8名市委书记中，一半为异地调任。他们分别是：2014年9月30日，重庆市委常委、市委秘书长吴政隆，调任为太原市委书记；2015年7月31日，河南济源市委书记王宇燕，调任运城市委书记；2015年8月5日，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张吉福，调任大同市委书记；2016年5月18日，运城市长王清宪履新为吕梁市委书记。

依惯例，市委书记一职多在省内进行交流提拔。此次，分别从北京、重庆、河南，调任一名副省级、两名地厅级干部入晋，颇为罕见。有分析认为，长期在本地任职的官员，难免有自己的小圈子，在开展工作方面很难保证公平公正；跨省调任，可以尽量实现干部摆脱人情羁绊，有效防止拉帮结派现象的发生。而这可能也正是山西出现“塌方式腐败”的特有土壤。

对于山西，不仅是地级市领导，在县官层面，也出现了异地调任。最近颇受关注的有：2016年7月6日，陕西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斌调任山西省怀仁县委书记；2016年7月8日，陕西凤翔县委书记赵新年调任山西泽州县委书记；时间再往前追溯，2015年7月，山东临沭县长胡勇调任山西左云县委书记，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区长张晋调任山西阳泉市城区区委书记。

从公开简历上看，这批新任县委书记以“70”后为主，年富力强，且经历多岗位历练。泽州县委书记赵新年只有39岁，曾在陕西省科技厅、宝鸡国家高新开发区等单位工作。

跨省调任县级官员的情况非常少见。通常只安排援疆、援藏干部。前些年贵州、重庆等地曾从东部省份引进县级官员，目的是利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经验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。山西此次引进县官，则是重建官场生态的重要举措。

这些异地调任的“新晋官”，有什么样的特征？

我们盘点8位新任市委书记的履历后发现，从学历上看，有5名市委书记的所学与经济相关：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、吕梁市委书记王清宪是经济学博士，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为高级经济师，阳泉市委书记陈永奇为经济师、哲学博士。

（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）

此外，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、临汾市委书记岳普煜是工学博士，忻州市委书记李俊明学建筑工程出身，在山西省建设厅工作17年时间。只有长治市委书记席小军是中文系毕业，自1988年开始在山西省共青团任职，直至2004年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、党组副书记、省青联主席，此后才开始地方任职。

其余三名未调整的市委书记中，晋中市委书记张璞为工学学士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朔州市委书记王安庞为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，晋城市委书记张九萍为汽车修理与运用专业毕业，哲学硕士。

在经济后发地区，地方主政者的从政经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，山西官场生态的重建与提振经济发展，都极为重要。从2014年开始，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，煤炭产业产能过剩，煤炭价格低迷，山西经济面临严峻考验。从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，山西GDP增速3.4%，位列全国倒数第二。再往前两年看，2014年和2015年，山西GDP增速分别为4.9%和3.1%，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。

由此，经济发展已成为山西的首位任务，官员布局更需统筹考量。

为官之变

2016年，山西官员进入大众视野的新形象，一档电视节目必须要提。

2016年5月27日，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的竞演节目，在山西卫视如期开播，来自山西11个地市的市委书记、市长、副市长们登台亮相，以演讲的方式为当地旅游代言：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穿着印有“天下大同”的T恤出镜，潇洒随性；临汾市副市长王振宇一袭“教授范儿”的衬衣，亲民务实。

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，人们不再将山西定格为“腐败”之地，而是关注魅力四射的山西风光，关注实力担当的父母官，其中忻州市市长郑连生的务实演讲，令人称赞。

郑连生直言发展中的不足，甚至自提“家短”，提到了当地曾经“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五台山景区被媒体曝光”事件，借此进一步表明当地干部群众敢于面对问题的态度，即“坚持‘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’，只要始终坚守以问题为起点，把批评当动力，把监督当激励，以一贯之，孜孜以求，就一定能实现心灵的放飞，旅游的振兴！”郑连生的话所指旅游，但不止旅游。实质上，推荐城市的背后，更是施政理念的传递。

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的开播，可视为山西官员对外形象的一场“自救行动”，不再是“晋官难当”、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而是坚实底气与坚定自信。唯有清风吹散阴霾，方见清朗。

如果说这场真人秀，刷新了全国观众对山西官员精气神的观感，是山西的对外展示，那么对内转型发展，则显示晋官的为官之变。

国庆前夕，一则山西官员的新闻上了热搜。9月23日至26日，山西运城、吕梁、临汾三市主要领导亲自挂帅，赴京卖“农货”。吕梁市委书记王清宪、市长王立伟更是率13个县市区主要领导，亲到现场卖力吆喝。红枣、核桃、小杂粮、马铃薯等产品被热情洋溢地推荐出来，红火热闹。

（吕梁市委书记王清宪进京卖农货）

吕梁各级官员为山货“站台”，折射出的是吕梁“走出煤炭依赖、力推产业转型”的新思路。为转型发展，吕梁已开始新兴产业布局。2016年7月，华为公司和阿里巴巴、京东、苏宁云商等电商平台同日“上山下乡”，与吕梁市签署相关协议；8月，吕梁市委书记、市长来到太原进行旅游推介和项目招商；吕梁成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，以及云计算中心、光伏产业等项目，都剑指“一煤独大”的产业结构。

不止吕梁，山西上下都十分注重企业发展。2016年9月，山西省印发《全省万名干部入企服务工作方案》，决定从9月中旬开始至11月15日，选派10712名政治素质过硬、政策水平高、懂经济、熟悉企业工作的干部，重点对全省354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入企服务，尽可能帮助企业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突出问题。

“要在两个月时间，解决企业的所有问题，讲实在的，也不太可能，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，为企业解决突出的一两个问题。”山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付建华说，以点破面，逐个突破，稳扎稳打，不失为经济转型的一剂良药。

治官之变

“在山西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情况下，无论是贪腐者还是被驱逐的‘良币’，其实都是吏治腐败的受害者。所不同的是，前者因违反党纪国法而葬送正常的人生，后者则被耽误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。”这段话来自2015年1月山西省两会期间，一位人大代表对恶劣政治生态的“吐槽”。

2015年底，这位代表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山西省委常委会提任为正厅级干部，他自称是“省委净化政治生态的受益者”。这一案例，被视为山西革弊立新、刷新吏治的缩影。

在“岗位空缺”与防止“带病上岗”的双重压力下，山西必须慎之又慎地进行官场“重建”。

首先是制度保障。2015年，山西省委以“一号文件”下发《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》；随后，山西先后出台了《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、调整退出一批、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》和《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等三个规范性文件，为选人用人提供制度保障。2016年1月，山西省结合实际，印发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着力破解干部能上能下的难题。

多重制度下，出现新气象。山西某市因为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，但环保局长在整治环境工作上推进力度不够，实现预期目标困难，遂被调整到非领导职位。没违纪、没违法，因为工作能力不够、状态不佳，即被调整，成为官员“不胜任”的警钟。

其次是落地有声。2015年1月，山西全面启动“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、乱作为干部，调整推出一批不作为、不胜任干部，掌握使用一批敢作为、善担当干部”为主要内容的“三个一批”工作，“六查”成为其中最重要抓手，即查档案、查个人事项报告、查民意、查业绩、查线索、查案件。“六查”不限于档案纸面，还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、生活圈、朋友圈，从宏观整体到微观细节，对拟提拔干部进行全方位的“体检”。

“履历、业绩、工作表现，被翻个底朝天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，真是动了真格。”一名干部谈起自己经历的“六查”时，感慨不已。

如今在山西，“六查”已成为制度化、程序化、经常化的常规动作，延伸到普通干部。至2016年4月底，山西省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“六查”，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、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，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。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公开信息统计，山西省管干部任用公示公告已经发布14次，一共“补官”295人。在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的7个月内，山西共“调下”了2026名官员。

郡县治天下安，在山西官场重建的过程中，县委书记是关键一环。作为县级地方一把手，县委书记掌握着当地的人事与经济大权，随着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，县级财政可支配经费、重大项目的建设都相应增多，县委书记在地方经济中的角色也越发重要。

（新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）

2016年7月26日，上任刚满月的新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，与山西47名新任县委书记进行集体谈话。讲话中，骆惠宁特别提到要同步抓好“构建良好政治生态”和“推动经济稳定向好”这两个关键，更是对新任县委书记提出四个“第一”：狠抓发展第一要务，狠抓改革第一动力，狠抓民生第一关切，狠抓党建第一责任。

“山西一定能够重塑美好形象，实现振兴崛起。”骆惠宁在与新任县委书记的座谈中，以此句作结，既是希望，也是决心。

从一度低迷到精神饱满，从办事推诿到求真务实，从吃卡拿要到为企业减负，从一煤独大到转型发展……山西官场正逐步走出震荡，浴火重生。

（原载于《决策》杂志2016年第10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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